河南信阳新四军3万元借条经鉴定为假图新四

2019年05月15日 来源:

河南信阳新四军3万元借条经鉴定为假(图)|新四军借条_新浪

大河君按:11月4日,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村民张志良爆料,称家中有一张1946年由新四军开出的借条,借条显示其祖父曾借给新四军3万元。该村民称多年向政府要求兑现无果。昨日,光山县财政局一负责人回应,相关部门已开始着手处理借条兑现。

11月5日,光山县委、县政府再次作出要求:1、对借据中“张炎山”与张志良在诉讼请求中所述其爷爷“张炎善”是否为同一人进行核实;2、对张志良与张炎山的祖孙关系进行确认;3、要求张志良携带借据原件与县有关人员一起到有关权威部门对借据真伪及币种进行鉴定,待鉴定结果及身份确定无误后,将按有关妥善处理。

11月6日下午,信阳当地市县两级公安机关派出6部车,20余人前往南向店乡调查, 光山县政府一工作人员透露,借条的鉴定工作或待12号APEC会议结束后进行。

张志良给新京报提供的借粮款收据原件是一张黄色老宣纸,上面写着:今承湘店乡(后更名南向店乡)保庄张炎山先生借给本军现金叁万元,特给此据为凭。署名为新四军第五师野战军政治部军令部江克成,并盖有江克成红色私章。借款日期是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四日(1946年6月4日)。

借条右端印有“争取和平,建立自由民主富强统一的新中国”,左端附注注明所借粮款在今后政府征收田赋时,可凭此据抵销,未抵销完的剩余数额政治部保证偿还。

1989年,张志良的父亲张富友在拆建旧屋时发现土墙缝里塞着一个红布包裹,里面正是新四军的老借条。“我没见过爷爷,听老一辈人说那时候他是乡里的首富。”张志良回忆说。

1989年,张志良的父亲张富友发现新四军借据后,曾找到当地政府兑换,“就给几百元,我父亲没同意,又拿回来了”。张富友在家务农,已于1993年去世。“父亲的遗愿就是让我把爷爷的借据兑换过来。”

昨日,致电光山县原财政局办公室杜主任,他称,2012年7月底,县政府曾主持召开了一场联席会议,由该县财政局、民政局、公安局和银行四个部门一同参加,张志良的侄子刘先生亦有旁听。

杜主任回忆称,当时的工作部署分为四步,即公安局鉴定借据真假,人民银行鉴定币种是银元还是借粮券,民政部门出具相关文件,最后由财政局根据1980年财政部出台的公债政策进行兑现。一个月后他就离开了,此调查也移交他人,他也不清楚后来的情况。

据接近当初参与调查的人士透露,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光山县支行鉴定货币为银元。张志良家人表示2013年5月,曾在县信访局看见过该调查报告,对方不让翻看和拍照,只告诉我们很快会兑换。但至今相关部门未有回应。

经查,2012年7月26日,张志良反映:1946年,新四军第五师野战军政治部路过南向店乡,向其祖父借款3万元,多年来要求偿还,未解决,请求帮助。8月22日,县作出处理意见:1、公安部门调查张志良与张炎山祖孙关系真实性;2、公安、民政部门核实借据的真实性;3、银行部门核实借据中所提现金为何币种。随后,调查组多次与张志良本人协调解决,要求提供其与张炎山关系证明,因其在外务工,始终未能提供有效证明,且借款原件一直没有鉴定。并经调查,当时市场流通货币种类繁多,而借据票面上未明确货币种类,故一直未能对3万元是何币种作出确切认定。

11月5日,光山县委、县政府再次作出要求:1、对借据中“张炎山”与张志良在诉讼请求中所述其爷爷“张炎善”是否为同一人进行核实;2、对张志良与张炎山的祖孙关系进行确认;3、要求张志良携带借据原件与县有关人员一起到有关权威部门对借据真伪及币种进行鉴定,待鉴定结果及身份确定无误后,将按有关妥善处理。

昨日(5日),知名专栏作家陶短房(微博)对表示,资料记载,五师在1945年确实有野战军的提法,但五师番号在1945年10月30日被取消,五师和八路军南下支队(359旅)等部队合编为中原军区,退出新四军序列。“一年后的借条怎么会沿用不存在的番号”。

今日,友韩东言介绍说,新四军五师在1945年短暂成立了两个野战军,但10月后就改为了中原军区。从理论上讲,1946年6月野战军的说法在历史上是不成立的。1946年6月21日,新四军开始突围,6月4日时,可能有许多小股军队分散突围。

“目前为止,没有史料显示中央军委在抗战胜利后和中原突围前有取消新四军第五师番号的命令。”湖北大悟新四军第五师纪念馆副馆长黄剑林说,在1946年6月27日,中原突围时还在使用第五师的名称。黄剑林称,中原军区的“十月坚持时期(1945年9月-1946年6月)”,物资相当匮乏,中原突围是一个分界点,之前很多番号还在继续沿用,例如,王震率领的359旅在中原突围之后返回延安时仍在使用359旅番号。

聂平翻阅资料后称,1946年6月,中原部队数万人处在经扶、光山、罗山、礼山四县间狭小地区,南向店乡应在其中,驻守光山的是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二旅。

一位要求匿名的历史学者@同山飞来石称,由于新四军是国军番号,按照国军的建制,应该有军令部这么一个机构。但新四军又是中共的军队,就只有政治部,没有军令部。可能就因为这样的特殊情况,政治部是新四军内部称谓,而军令部是对外使用的称谓。借钱时将军令部与政治部一同写上,其用意或许是避免以后找不到借款人。

借条中“四军”很容易辨认,但借条横缝处受到污损,字迹模糊不清,“新”字并未显现。有人质疑借款方或许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而非“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借条中,手写内容有简体字和繁体字,油印部分基本为繁体字。友韩东言分析称,有些字的手写体是书体的变化而非简繁体的问题,比如“张”字。“叁、萬、軍”等字采用繁体形式。

“不是开玩笑的,谁敢跟国家闹着玩,那不是找事儿吗?”张志良告诉,80年代,父亲张富友曾到政府要求兑换,政府只给几百元,“如果是假的,那时候就应该没收借条,也不会给钱了。”

据原光山县财政局副主任证实,2012年8月,当地财政局曾牵头组织多个部门到乡里进行调查。当地多为老村民向证实“张炎山是首富,借钱的事儿错不了。”

公开资料显示,钢笔流入中国的起始时间有多种说法,但均在20世纪初或之前,据推算,钢笔在上流社会普及的年代在1925年左右,完全普及的时间为1935年左右。

有博文质疑此前报道,称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是1947年6月,与借条中的落款时间1946年不吻合。报道曾引用光山县南向店乡一老村民的话,指出借条开具的时间是在“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就此,新京报(官方:bjnews_xjb)致电多个历史学者求证新四军第五师的活动范围。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尚明轩称,据历史记载,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军队有过拉锯战,许多根据地有双方军队一走一来的现象,1946年有军队路过大别山是可能的。”尚明轩介绍说,光山县是当时的革命根据地老山区,部队活跃性很高。

新四军全称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新四军由留在江南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1941年1月,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治委员。

查阅到,1957年,财政部作出关于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人民政府和人民军队向群众筹借、筹募的款项如何归还问题的通知(57)财预字第149号。1980年,财政部修正此通知,规定:处理此类问题时,直接由各省、市、自治区核实处理,有关公债收兑问题,请按财政部、人民银行总行(63)财预字第104号等有关的规定办理。

针对张志良的兑换要求,昨日,新京报采访了北京中润律师事务所许荣律师。她表示,借条中未约定履行期限时,民法通则中规定借条诉讼时效最长为20年。从法律角度看,此借条是1946年所立,而民法通则施行于1987年,故该借条主张有效期为2007年,超过20年之后,特殊情况可参照民法通则137条,法院应延长其诉讼时效期限。

河南信阳光山县农民张志良的祖父张炎山1946年6月4日,借给新四军第五师三万元。借粮款收据原件是一张黄色老宣纸,上面写着,“今承湘店乡(后更名南向店乡)保庄张炎山先生借给本军现金叁萬元,特给此据为凭。”署名为“新四军第五师野战军政治部军令部江克成”,并盖有江克成红色私章。借款日期是“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四日(1946年6月4日)”借条右端印有“争取和平,建立自由民主富强统一的新中国”,左端附注注明所借粮款在今后政府征收田赋时,可凭此据抵消,未抵消完的剩余数额政治部保证偿还。

这张借条已经保存了68年。张志良的祖父是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南向店乡人,曾经在乡里经营中药铺,家境富裕,是当时此乡的首富。1989年,张志良的父亲张富友在拆建旧屋时发现土墙缝里塞着一个红布包裹,里面包着新四军的老借条。1950年左右,各地迎来了兑换借据的高峰期。张志良称,那时候祖父张炎山被划为地主阶级,于是将借据藏于墙缝里。

1989年,张志良的父亲张富友发现新四军借据后,曾找到当地政府兑换,“就给几百元,我父亲没同意,又拿回来了。”张富友在家务农,已于1993年去世。“父亲的遗愿就是让我把爷爷的借据兑换过来”。从2005年开始张志良开始向光山县政府反映借条的存在,要求兑付,一直未果。2012年中国人民银行光山县支行鉴定当时张志良祖父借给新四军的三万元货币为银元,昨天光山县有关方面表示,大概一星期内会有结果。

一些人认为借款人张炎山,土改时被划为地主阶级。这三万块银元,1946年不借给新四军第四师,土改时就作为地主阶级的财产被当地政府没收,或是被老百姓当做浮财分了,也就不存在归还的问题。

还有一些人认为,三万块银元是个大数目,不借给新四军第四师,而是留在张炎山家里,张炎山资产过多,就属于大地主,在当时的形势下,或许还有被枪毙的可能。借给新四军保住了一条命,也就不存在归还的问题。

当然,更多的人认为张炎山虽然是个老地主,但是在新四军第四师移师中原没有站稳脚跟,财政困难的情况下,识大体认大局,把三万块银元借给新四军,不说是革命行为,也算是开明行为。在光山县土改时,新四军借款的经办人就应该出面,把张炎山划为开明人士,而免遭历史长河里诸多麻烦。

而时间过去68年,现在借条在,地方政府就应该把这部分钱还给借款者。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就有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还钱就是天经地义的。不说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民间也懂得这个最简单的道理。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开头就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革命的队伍就更懂得这个道理。党刚成立时,有个民主人士为共产党出了两万银元,毛泽东为了还这个人情,对于这个民主人士很是关照,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还给他出了线装书。按照此例,归还这三万银元,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还有人认为,不忘帮助过自己的人,不忘困难时给予资助的人,是一个人骨子里本来就有的东西。张炎山三万元对于新四军第四师,不是一个小帮助,而是一个大帮助,把钱归还给他的子孙,也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战争年代借钱给新四军,可以按照国家公债的方式偿还,从1946年就开始计算利息。这笔利息再多再大,国家都要给予偿还。在偿还的时候,国家还要对借款人给予表彰和奖赏。因为在战争年代,把钱借给新四军,这个老地主是很有政治眼光和革命思想的。

当然还有人说,三万块银元,不是一个小数目,现在折合人民币,数目更是巨大,让老地主的孙子忽然发了一个财,有点喜从天降,想想有点别扭。其实,这有啥别扭的。三万块银元就是折合三百万,加上利息就是六百万,就是一千万,别说对于国家是个小数目,就是对于地方的一个老板,也不算个大数目。再说个不体面的,这笔钱对于一个周永康和徐才厚这样的贪官,也就是个小数点后头的那个数字。

前年,河南省电视台有个华豫之门节目,出现了一个雇农的后代,拿着一个价值很高的花瓶寻找地主的后代。这个雇农后代的爷爷在抗日战争期间跑老日时,老地主给他一个价值不菲的花瓶,说是假若有一天战争结束,雇农还来给他干活,可以把花瓶还给他。几十年过去,已经三代人了,雇农的后代代代都想找到老地主的后代,把花瓶还给人家,但是岁月流转,已经找不到那个老地主以及后人了,雇农的后代就找到了华豫之门这个鉴宝的节目,从而寻找那个老地主的后代。

这个故事很是感人。信阳市光山县处理这个借款给新四军的事件,可以参考那个雇农的精神。也就是说,新四军第四师借老地主张炎山的三万块银元,应该还,并且要加利息的还。

另外还建议,新四军的红二代们聚会,也要叫上帮助过新四军的老地主张炎山的孙子张志良。你们当了红二代,享受到的一切,是张志良们根本就不可能享受的。特别是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和陈昊苏们,更是要到光山看看张志良。陈毅元帅说革命成功是人民独轮车推出来的,但是也不要忘了借给革命军队银元和粮食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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