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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平保持人民币主权币种加大金融改革力度上

2019-01-15 00:50:29

  胡德平:保持人民币主权币种加大金融改革力度

  全球金融危机并未引发我国的金融危机,我国目前的金融运行还是安全良好的。有人似乎松了一口气,窃喜:多亏我国金融业务没有参与到世界金融市场中去!幸好我国金融改革步伐还不够快!我不认同这类看法,我认为在世界各国货币林立的国际环境中,只要保持人民币的主权币种的地位,就应该继续推动我国的金融改革,就可以灵活机动地把金融业务扩展到全球的各个角落中去。本文想对以下四个问题谈些看法我们不妨这样想:既然上帝不偏爱于我。

  一、主权币种的重要性

  何谓主权币种?就是在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解体以后,某种货币,它和任何国家的货币兑换只有互相对照、比较、浮动的关系,而不是只与某一货币挂钩、固定联系、共进共退。这就是一种独立自主的货币种类,主权货币。我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又有十三亿人口,我国的人民币毫无疑问应成为一种独立自主的货币币种。要达此目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中央银行在发行货币时,能根据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按照市场机制向政府提出独立的、专业性的政策性建议。其任务有三:第一、满足实体经济的货币需求;第二、防止通货膨胀;第三、依据市场需求,制定人民币的利率和汇率。这种主权币种,并不否定它在体制、机制方面的现代化、国际化。如英国加入欧盟,但拒绝使用欧元,他的英磅至今仍是一种独立币种,且有相当的信誉。再如,上世纪法国的法郎,就有鲜明的独立性,法国在六十年代大胆实行其独立货币的特殊政策,兑换美国大量的储备黄金。长期放弃币种独立主权地位的,好像只有香港、某些产油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自美元和黄金脱钩之后,直到2005年以前,我国基本上都实行的是固定联系汇率。2005年,我们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汇改,这才是我国金融业对原有固定联系汇率制度的一点突破。

  唯名与器不可假人。人民币乃国之重宝,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人民币发行、使用的主动性、灵活性必须掌握在国家自己的手中。当然,今后主权货币在一定条件下,让渡某些权益也不是绝对不可以的。但它的价值与使用价值既不能孤芳自赏,也不能自暴自弃,必须在无数次的国内外商业交易中去体现。

  1982年初,耀邦同志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曾就我国对外经济关系问题发表过一次谈话。说到了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要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要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来建设我国的现代化。在这个讲话中,他还提到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输入和外汇的问题(见《红旗》1982第8期)。原能源部部长黄毅诚同志在他的回忆录《我的故事》中提到,耀邦同志1985年前后曾在一份关于外汇储备的文件上批示:不要像老地主那样,有钱不会用,挖个坑埋起来。当时国家有五百多亿美元外汇储备,黄毅诚认为:这个批示,可以理解为他(指胡耀邦)希望能很好地把这笔钱用起来,也可以理解为外汇储备过多了。黄毅诚说:我当时还给水利电力部一亿美元,用于购买备件和水泵风机等设备。(见黄毅诚《我的故事》第178页)这就是我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既善于赚取外汇,又敢于使用外汇的一段佳话。

  现在由于国际货币汇率的起伏不定及混乱现象,黄金价格剧烈飙升,现在不少国家及个人大量购买黄金你这样做不行啦!你怎么那么笨。作为货币储备的黄金,我国应该保有一定的比例和数量。在上面提到的那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耀邦同志还对阿曼的新老苏丹作过对比。老苏丹把盈余的大量美元购买了黄金,新苏丹却把大量的美元投资于企业、矿山、基础建设。到底哪个方法好呢?耀邦同志倾向于后者,赞扬新苏丹的明智做法。我认为这也是阿拉伯国家善用美元外汇的一种表现。

  二、准确掌握人民币的发行量

  美国联储局发行的绿纸美元有一行小字:我们信仰上帝,绿纸美元还有二十七年之久的一段真正的黄金期,三十五美元可兑换一盎司黄金,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这两条都制约着美元发行。美元发行一定要与其所储备的黄金相匹配。这是世间《布雷顿森林协议》的约定,也是美国宗教对上帝的承诺。

  我国人民币是怎样发行的呢?计划经济时期,是计划生产多少粮食、肉类、布匹等必需品,生产多少轻工日用品,多少高档商品,则发行多少相应的货币。那时因为产品种类、数量极少,又有各种票证做根据。所以计划发行的货币数额相当精准。理想的计划经济体制一直许诺发行一元人民币,必须有八元钱的货物放在那里,但其梦想一直不能成为现实。所以计划经济时期绝对不会出现通货膨胀问题,有的只是产品和货币都匮乏的短缺经济。直到1979年,我国居民全部储蓄加上手持现金才390亿元,人均43元。这一情况,一方面说明人们的金融资产十分有限,一方面说明国家发行货币也十分克制

胡德平保持人民币主权币种加大金融改革力度上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储蓄已达33万亿,是改革初年的八千倍。此外我国的股市、楼市、保险、外币结汇也都迅速发展起来。人民币的发行,已达天量,这是因为人民币发行的规模和结构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央行必然要大量增发货币,此其一。其二,我国政府发行货币的数量,一般是根据上年的GDP的增量加上通货膨胀的价格而相应发行货币。但由于我国的统计,还有不少人为因素和技术因素之不足,这些都影响货币科学发行的精准度。其三,我国的货币发行一直没有与贵金属挂钩的传统与约束力,要想完全管住超印钞票的冲动非常不易。其四,当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或其它特殊时期,我国为了GDP平稳较好的发展,采取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货币注入经济生产领域就是一件极其自然之事。以上几种原因,往往容易造成人民币发行过量的结果,尽管有其不可避免性,但带来的问题,我们不能不仔细分析其利弊得失。

  如:2009年中国GDP总量34.1亿元,增速为9.1%;M2余额60.6万亿元,增速为27.6%;货币化程度(国际上常用指标,即M2/GDP)达178%,相当于每一块钱GDP对应着1.8块钱在流通。同年,美国GDP为14.1万亿美元,M2余额8.55万亿美元,货币化程度仅60%。按人民币汇率1:6.83计,2009年中国GDP是美国的3成左右,但M2余额却与美国相当(到2010年9月,M2已比美国高出20%),货币化程度则是美国的近3倍。这不让人吃惊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从1980年的不到30%,上升到1990年的82%,2003年上升到163%,并保持在该平台上达八年之久,到2009年大幅上升到178%,与日本1990年代初泡沫经济前后的水平相当,估计2010年可能超过200%。其中原因需要专门分析,但大致可以说,中国的货币(流动性)是否太多了?那些过剩的货币蛰伏在银行、股市和楼市中,成为笼中虎。虽然2010年前三季度,通胀率总体不高(3%左右),但趋势值得注意,这两年超常信贷(17万亿)所投放的那些货币迟早要释放出来。如何疏导好笼中虎,防止通货膨胀,是对当前中国经济的新的考验,尤其是在美国大量发行货币的政策出台以后。

  所以,认真掌握央行货币的发行工作,就是一项既需要未雨绸缪的准备工作,又是一项极其紧迫的重要工作。

  三、进一步开放金融管制

  我国获得了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期,今后仍处在一个战略发展机遇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仍然需要大量发行人民币。但我国政府必须管住货币发行量,避免通货膨胀,更重要的是避免经济泡沫膨胀引起的破灭。不破不立,政府不但要尽最大力量抑制自己的投资冲动,抑制发行货币的冲动,同时还要加快货币的周转速度。

  国际公认的货币流通公式为:MV=PT

  也就是说货币流通数量乘货币周转速度=物价总水平乘实际产出。

  玻璃棉价格

  怎么控制M总量,又不引起P量上扬、T量下降呢?我国就应在V量的运转上多做文章。我国近年来放开的农村商业银行、小额信贷公司、中国邮政储蓄、创业板市场的效果如何?如果效果好,就应大加推广。对于民营股份制银行也应逐步放开,允许大量符合条件的地下钱庄浮出水面,名正言顺做生意。鼓励优良资本的企业发债。国家还应鼓励国有大银行多设中小银行。这也是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重要领域,甚至可以说是一块最重要的领域。也就是说,用加大V的流通办法,减小M的发行数量,以匹对我国日益增加的国内生产总值T。以上的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杠杆多加利用,善加利用,不是很好吗?

  另外我国的结汇制度也应转变,国家需要的外汇可由财政部去外汇管理局购买,其余部分的外汇就无需央行发行新币收购外币。如果能够促进更多企业挟持国际通用货币开拓国外市场,银行多做些人民币的离岸业务,加大与周边国家、友好国家的货币互换,从而减少央行兑换人民币业务的压力,不是很好吗?我们不是要一步把人民币变为国际货币,但人民币的国外战略地位必须提到国家的议事日程。

  四、加快实体经济的资本化

  金融业一定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两者关系绝对不能头足倒立。这对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经济大国、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尤为重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我们不应惧怕实体经济的货币化、资本化。我们反对的只是脱离实体经济以钱生钱的虚拟价值、魔幻化的金融衍生工具。

  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还有一大块极具争议的实体经济需要货币化、资本化。这就是广大农民在自己集体所有制的土地上,按照政府规划举办的或招商兴办的企业、物业应予确权。为何股市的法人股和流通股可以同股同权同价,为何集体的土地和国家的(全民的)土地就不能做到同地同权同价呢?需知在宪法上两者都是公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又认可了这一公平、正义原则,我们应亟行之。在集体土地上合法投资的物权应该得以保护,应确权。确权的资产,就是可以资本化的资产。这种新确权的资产,既可以大量消化呆滞的资金,又可为新增货币提供实物基础。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这将大大增加几亿农民的财产收入。

  现举实例:

  北京某村,村域面积4332亩,原住村民有576户、1450口人。其中劳动年龄人口近700人。2009年与1998年对比:

  社区总人口从1350人增加到37000人,增长26倍;

  村级总资寒冷的春雨敲打着窗子产从3600万元增加到50亿元,提高137倍;

  经济总收入从3500万元增加到30亿元,提高85倍;

  上缴税金从33万元增加到2.2亿元,增加666倍;

  人均现金收入从3100元提高到35000元,增加10.2倍;

  人均福利现金所得从109元增加到5500元,提高50倍;

  人均居住面积从23平方米扩大到70平方米,增加2倍;

  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从不足7年,提高到11.5年,增加4年半;

  安置劳动就业从600人扩大到9300多人,增加近15倍。等等。

  预计今年的总产值将实现50个亿,可支配纯收入5个亿。

  按照这个村的下支架游泳池厂家一个五年规划目标,到2015年总产值要达到或超过100个亿,上缴税金不少于10个亿,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5万元。

  该村群众生产、生活的巨大变化,法律都不承认,工商资产全部非法,更何谈资本资产化了。为何?因为他们是在集体土地上创的业、发的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初还符合政策,现在却不合法,不是荒唐吗?难道不应改革、不应推动资产的资本化吗?当然北京市郊农村的发展,有其特殊性,但该村借改革开放的东风,依靠自有的集体土地创造的财产,我认为应予肯定,并有其普遍意义。

  我国的改革事业起于农村,兴于农业,受惠于农民。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乡镇企业,九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如果21世纪我国农村的能源管理系统企业、小城镇顺利走上资本化的道路,那才是我国金融业改革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的最伟大、最有意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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